“中国制造升级版”的两个关键词

在经济下行压力与日俱增的关键时刻，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令人又一次切实地感受到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沉甸甸的分量。这份2万余字的文件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还针对2020年和2025年中国制造业的各项主要指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质量标准、劳动生产率、数字化水平、节能环保等各方面，以及重点领域——信息技术、数控机器人[-0.68% 资金 研报]、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提出了具体规划。而要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市场”和“开放”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

制造大国的回归

没有一个世界强国不是因制造业强而强，因制造业衰而衰。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是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首次提出的，如果将它理解为试图解决国有企业普遍效率低下和提高它们竞争力的又一次努力，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放到当前中国与世界制造业所面临的风云际会的大背景下来审视，这一次很可能与以往显著不同。

2011年3月中旬，美国著名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IHSGlobalInsight）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在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在当年的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中国和美国分别占了19.8%和19.4%。

中国上一次坐上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宝座，是在1830年。当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约为30%。自那以后，随着“康乾盛世”带来的一段将近150年的人口增长周期接近尾声，中国制造业的简单规模扩张趋于停滞。与此同时，凭借工业革命造就的一日千里的技术进步，英国迅速崛起，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并将这一地位保持了约50年。1885年前后，新兴大国美国挤掉英国，登上全球头号制造业大国位置，并稳坐宝座一个多世纪。而在这期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从1830年的30%降至1900年的6%，在1990年进一步降至3%。

因此，对中国而言，将美国从全球制造业老大的位置上挤下来，不过是恢复了近200年前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已。但站在西方的视角看，这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按照一些经济史学家的说法，中国回归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标志着“经济史上一个500年的周期已经走到尽头”。

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它的强盛与否不仅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息息相关，还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虽然半个世纪以来，制造业占GDP比重出现了全球性下降（根据联合国数据，1970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占GDP名义比重由26%下降至16%），但无论从经济竞争力、拉动社会需求还是创造就业机会等各方面来看，制造业仍是经济各门类中最不可或缺的基础部门。纵观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史，可以说，没有一个世界强国不是因制造业强而强，因制造业衰而衰。

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放宽和优惠，海外资本大规模涌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我国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承接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加入WTO以来的10多年里，依托庞大的出口市场，中国迅速建立起从纺织、轻工到钢铁、电子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一跃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的短板

“中国制造大而不强”，靠廉价取胜的“中国制造”的传统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盛名并不能掩盖“中国制造”的显著短板，这体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

从横向比较来看，正如有识之士一再指出的，“中国制造大而不强”。鉴于当今全球化的研发和生产模式，“中国制造”的总产值虽高，但留在国内的利润只是其中微薄的一小部分，大头都被位于价值链上游的西方发达国家拿走了。

从纵向态势来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受到威胁。

首先是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世界低薪工厂”地位的蚕食。

研究显示，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人的平均薪酬增长70%，而且近年来仍在以年均15%到2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在2007年便已显不足，普通劳动力正由全面过剩向结构短缺转变。未来，这种趋势将会加速，有人因此预测，5到10年内中国的低工资优势将会逐渐消失。事实上，在那些由大批低薪工人制造出来的低附加值出口商品中，中国所占份额已经见顶，诸多传统的“MadeinChina（中国制造）”正被“MadeinVietnam（越南制造）”“MadeinIndonesia（印度尼西亚制造）”等取代。

其次，人民币不断升值是中国制造业优势丧失的另一重要因素。过去短短10年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上升近30%，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未来“中国制造”将会变得越来越昂贵。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靠廉价取胜的“中国制造”的传统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中国制造的方向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将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位置从中低端提升到中高端。

反观世界潮流，此消彼长，不进则退。

西方有人欢欣鼓舞地预告，随着以信息、生物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尖端高新技术（3D打印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的飞速发展，世界将在21世纪上半叶迎来“第二次机器时代”或“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和西方也将经历一个“再工业化阶段”。它将帮助“美国制造”在短暂下滑后迅速东山再起，重新夺回优势。

最近几年里，中国等国家迅速上涨的劳动力价格、原材料和海运成本的提高、美国各州大幅度的税收优惠等因素综合在一起，正导致美国企业放缓和停止将生产业务外包到海外的长期做法。同时，美国还拥有巨大的生产率优势，这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制造业在2010年的产出略低于中国，却只有1150万工人，中国制造业则雇用了1亿人。而且，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企业的中国子公司，并基于源自美国的技术和管理。

可以预见，先进的美国企业正在把世界制造业带上一个全新的层面。

正如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所清醒认识到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我国在新一轮发展中面临巨大挑战……但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制造业大而不强……”

正是基于这样的紧迫形势，这份10年规划要求，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

换言之，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将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位置从中低端提升到中高端。

转型升级的关键

“中国制造2025”很可能不再是纯粹的“中国制造”，而是“世界制造”。

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就像整个中国经济需要升级转型一样，但如何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人们却有着南辕北辙的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总是蕴含在历史之中。检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历程，我们能够从中获得许多教诲和启发。

我们首先应牢记这一点：与农业和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相比，中国制造业的成功和进步是最明显的；与一些一向被冠以所谓“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高端制造或服务业相比，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的成功尤其明显。这种成功，不是因为国家给予了它们特别的照顾，恰恰是因为国家对它们的放任自流。

因此，“中国制造2025”的第一个关键词，也是最重要的，是市场。市场对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义体现在生产与消费两端。

要知道，最先感受到劳动力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就是企业。只要没有来自市场以外的其他信号的干扰，企业为了继续生存，会自动朝各种方向探索升级转型的可能性。而且，无论在对市场信号的敏感度还是转型升级的动力等方面，企业家都要比官员强得多。

研究表明，中国对劳动力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坚挺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只要生产率能与工资水平保持同步，中国就可以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同时，保持一如既往的竞争力。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产出为中国产业工人的12倍，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备的供应链，这是比劳动力成本更重要的优势。从小到螺丝、大到液晶显示屏，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中国那样以最低廉的价格和最快的速度得到配送。已故的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曾直率地对奥巴马总统说，鉴于“中国在供应链方面无与伦比的优势”，美国要想在制造业上与中国竞争是“不可能的”。而作为一种自发的“生态系统”，完备的供应链不可能是任何人有意识地规划出来的，只能是市场需求催生的。

再从需求端看，对于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来说，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成本优势已退居其次，未来几十年，中国消费者的“庞大需求”足以让中国继续在制造业头把交椅上坐一段时间。全球最大的会计暨顾问公司德勤认为，这将保证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在当前以及未来五年继续位居世界第一。

众所周知，需求比生产更加来自市场。这里顺便指出，将所谓“先进产业”简单定义为“高科技产业”，可能是当前中国舆论的最大误区。真正的先进产业，永远是那些利润率最高的产业，而利润只可能来自市场对它的强烈需求。一个得不到市场需求方认可的产品，它的科技含量再高，也不会是有前途的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进步的历程还告诉我们另一个关键词：开放。

开放，意味着庞大的产品出口市场，也意味着外部的资金、技术、管理和模式。未来，来自发达国家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对中国制造业的提升作用将越来越呈现出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制造2025”很可能不再是纯粹的“中国制造”，而是“世界制造”。因此，离开对外开放来谈中国制造转型将是缘木求鱼。

那么，在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什么呢？或者说政府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我的答案很简单，政府有两方面的事情可以做：第一，继续简政放权，放手让市场去自我调节；第二，从过去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来看，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及提供齐全的社会公共品，是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就中国而言，上述两条中的第一条，也就是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在现阶段是第一位的——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最大障碍不是企业做得不够多，而是政府做得太多。而对于第二条，目前中国已建成了比许多发达国家都要更齐备的基础设施硬件，未来政府的着力方向应当是提供更优质的软件公共服务。可是，这项工作既牵涉政府自身改革，又缺乏政绩动力，远不会像“铁公机”的建设来得那么立竿见影。